就在西贡、顺化、岘港、头顿等各大城市张灯结彩，到处悬挂天主教旗帜，准备隆重庆祝吴廷俶担任主教25周年之时，正在新泽西樱桃农场度假的李为民，收到一份来自白宫幕僚长的邀请。
肯尼迪要见自己，李为民感觉有些奇怪，同时又不是特别奇怪。
奇怪的是双方尽管私交不错，但在涉及到越南这一问题上，肯尼迪不想受太多先入为主的影响，极少咨询他的意见；而李为民则对这位总统先生的命运始终存在担忧，不想甚至不敢卷入那些后世都没搞清楚的阴谋，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。
相比之下，妹妹李为青就没那么多顾忌，可以走“夫人路线”。
不奇怪的是，“左、右勾拳行动”刚获得空前成功，许多支持越南的美国人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西贡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在一个叫邑北的地方，南越政府军和美国军事顾问遭到越g游击队伏击，3架正在机降南越部队的美国直升机和两架救援直升机被击落。
指挥行动的是政府军第7师少将师长黄文高，高级军事顾问是陆军中校保罗-范恩，当时范恩中校正在一架观察机上，发现直升机坠落，当即命令地面上的政府军第7师装甲运兵车攻击前进，从直升机上救援幸存者，但车队指挥官拒绝行动。
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中有3名美国士兵，南越军队竟然拒绝营救。情绪激动的范恩中校，最终命令一个美国顾问枪毙了那个军官。自己掌控指挥权。
车队终于开始前进。但在越g游击队坚决果断、训练有素的火力面前不得不停下。
中校要求黄文高增派部队。同样被黄文高拒绝了，直接导致游击队利用夜色溜之大吉。而且一支参加行动的伞兵部队，因错过降落地点，造成重大伤亡。最终游击队只损失18个人，却杀死了大约80名南越士兵和3名美国士兵。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第二天一早，黄文高命令部队向早空空如也的村庄发起进攻，结果反而炸死了几个南越士兵。并且差点炸死几个美国记者。
记者听了范恩中校直言不讳的描述，报纸马上就报道这件事，舆论一片哗然。有人反战，有人指着白宫的对越政策，把肯尼迪搞得焦头烂额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吴廷琰还不让人省心。
他无法忍受美国方面的批评，甚至不允许他认为不友好的美国人留在越南，范恩中校对新闻界的评论遭到报复，西贡政府将战斗失败全部归咎于范恩，而军援司令部竟然要解除一个合格军官的职务。把他调到一个偏远无人访问的地方，作为退让的姿态。
美国媒体针锋相对。几乎所有报纸都把吴廷琰兄弟批得体无完肤。
吴廷琰认为这一切的一切是对他的一种侮辱，因为敌人是越g而不是他和他的家族。频频召开记者会，发动新闻战，抨击美国干涉内政，试图用微不足道的援助，来索取越南主权的巨大让步，试图把南越变成试验动物和榨取利润的对象。
提供那么多援助，牺牲那么多美国士兵和平民，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。
许多美国人不乐意了，游行示威，强烈要求华府召回大使、停止对越军援。美吴关系降到冰点，国内压力越来越大，肯尼迪必须尽快调整对越政策。
随着他的重活，历史已发生巨大改变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。
从农场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，李为民一直在想肯尼迪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，是支持国-务-院推动西贡政府“换届”，还是借这个机会撤出越南。
“李，感谢你的到来，全乱套了，总统先生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泰勒将军亲自到机场迎接，可见事态有多么严重，李为民紧握了下他的手，钻进轿车苦笑道：“将军，其实您早预见到这种可能性。”
“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麻烦。”
南越麻烦太多，不仅有吴廷琰兄弟，还有越g，还有谁也不服谁的军官，李为民不想太早表明态度，没发表任何观点，就这么沉默着赶到白宫。
肯尼迪正在椭圆形办公室看电视新闻，国务卿迪安-腊斯克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、中情局长约翰-麦康恩以及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-肯尼迪全在。
全是老熟人，在他们这一届政府当选前就经常打交道，妹妹更是这儿的常客，这么多高官等他一个，李为民倒没有什么受宠若惊的感觉，朝开门迎他进来的罗伯特-肯尼迪先点了点头。
“李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随便坐，先听听这家伙说什么。”
事态确实严重，但肯尼迪经历过更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，看上去很淡定，甚至像往常一样露出热情无比的笑容。
跟麦克纳马拉等人打完招呼，李为民才注意到电视里直播的是一个访谈节目，主持人非常著名，接受访问的嘉宾同样来头不小，普利策级获得者、《纽约时报》著名记者大卫-霍伯斯坦，而且是刚从西贡回来的。
“……他接受大量援助，却不打算让美国来指导他的政府和他的战争，用前任驻越大使德布罗的话说，改组军事机构实际上是要求他与本家族以外的人分享权力，这是他极不愿意的。
华府不断敦促他扩大政府基础，他总是说越南是不发达的国家，缺乏适当的人力资源，他及他的兄弟对我们变得越来越多疑，千方百计限制美国的影响范围，乃至限制我们对南越内部情况的了解……”
主持人词锋尖锐地问：“大卫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华府对越政策貌似强硬。实际上并没有决心？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
大卫-霍伯斯坦肢体语言极为丰富。一边做着手势。一边分析道：“德布罗和使馆人员认为南越必须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，事实上确实非常有必要。正如刚才所说，改革就要与其他人分享权力，吴廷琰无法接受，认为这是美国对他的批评。
而我们的政府竟然天真地认为，德布罗就南越政治改良提出‘最后通牒’是不明智的，认为德布罗已成为美国与吴廷琰合作的障碍。前任军援司令麦加尔甚至告诉国防部，这种行动将削弱西贡政府的作战能力。会导致越g取得进一步胜利。”
主持人追问道：“所以华府决定由现任大使诺汀接替，把影响吴廷琰的一切希望，全寄托在保持他的信心和尊重他最终的权威上。先行改良，然后增加军援的要求，最终被悄悄收起？”
“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。”
大卫整了整领带，像政治分析家一样接着道：“我认为华府是鉴于此前改良的尝试和在1960年11月未遂政变中暧-昧的态度，损害了吴对美国的信心，所以迅速把恢复信心、重建美吴之间融洽的关系作为出发点。显然，这等于规定不做任何认真的促进改良的努力。”
主持人翻开了一眼资料，抬头对着镜头说：“我注意到现任驻越大使此前担任合众国驻北约副常任代表。完全缺乏同亚洲有关的经验。从大卫先生的分析中能够想象到，他之所以被选任其职务。或许只是因为他举止文雅、待人有礼，正好符合改善美吴关系的需要。”
“诺汀先生显然满足了这一需要。”
大卫接过话茬：“如果从促进改良的角度看，他无疑是最坏的人选。他完全抛弃前任德布罗的‘萝卜加大棒’政策，用最乐观的可能性来解释吴廷琰行为。上任大使以来，他对吴几乎百依百顺。”
“百依百顺，他是我们委派去的大使吗？”
“听上去难以置信，但确实如此。他只与西贡政府上层打交道，根本不关心那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同政府相处很好，把它对现实情况的说法向上汇报，那么你就算做好了你的工作……他禁止使馆成员同任何持不同意见的越南人交谈。
只要你没听见，它就不存在。只要你没看见，它就永远没发生。他的政策就是吴廷琰要求什么他就同意什么，以便与吴廷琰建立一种信任关系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回报。”
大卫-霍伯斯坦绝对是反战派，竟绘声绘色的模仿道：“他甚至发表公开评论称，我毫不怀疑，美国在给予这个政权全方位的支持方面做的很明智。依据我们在这方面的国内国外态度，我认为，我们可以开始给这个政权提供更广泛的支持。
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吴廷琰拿到那么多援助却没作出任何改变，许多高级官员出于厌恶而愤然辞职，副总统阮玉寿被明升暗降，以便转移他在出任财政部长时对腐败的遏制，吴假模假样的改革骗不了任何人，军队士气始终萎靡不振。
由于诺汀和华府都不看着改良，美吴谈判几乎完全成了美国援助量的谈判。关于援助多少，白宫前段时间派出以斯坦福研究所主任尤金-斯特利为首的特别财政代表团，而该代表团竟然把‘理解’西贡政府放在头等地位，其出发点与诺汀要求华盛顿尽可能满足吴廷琰的观点一脉相承。
他们回到华盛顿，提出一个实际上代表诺汀观点的报告，认为随着局势恶化，西贡政府军队需要增加到27万。为此，美国要增加援助4200万美元。请注意，这只是军援，此外还建议增加1.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……”
“这些援助能够起到作用吗？”
“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所有人，过去这些年，合众国政府提供的大量美援，并没有取得任何想要看到的结果。西贡政权的****、贪污腐败和不得人心，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大量战略村拨款被贪污，实地采访时农民告诉我。他们已经工作6个星期。没有一分钱报酬。他们强烈抱怨无报酬的工作。
而吴廷琰却告诉我们，在某些地区，那些行政区、村庄和村落本身相当富裕，且热情高涨，能够主要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计划。”
主持人又翻看了一眼资料，饶有兴趣地问：“大卫，据我所知南越有的地方还是很不错的，比如他们的工业区。以及正在推行政治改良的南部地区。”
“是的。”
大卫拿出一张地图，指着上面代表工业村的十几个蓝点和金鸥半岛，客观公正地介绍“工投系”控制区与政府军控制区的不同。
肯尼迪耸了耸肩，关掉电视笑道：“李，看得出来，他们对你评价很高。”
“谢谢，事实上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，并且所取得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成就，与先生们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。”
让李为民倍感意外的是，肯尼迪请他过来并非因为吴廷琰制造的小麻烦。而是北越那个大麻烦。
肯尼迪从中情局长手中接过一份文件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李。局长先生给我带来一个坏消息，河内并没有因为南越政府军前段时间对越g指挥部采取的军事行动而收敛，他们正在组织更多军队往南方渗透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范恩中校参与的那次战斗，只是他们实施报复的一个前奏。”
中情局长约翰-麦康恩补充道：“董事长先生，情报来源非常可靠，平小组，相信您应该听说过。”
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早，李为民感觉很是好笑，故作惊诧地叹道：“我的上帝，真是一个坏消息。”
肯尼迪对南越未来充满各种担忧，一脸凝重地说：“摆在我面前的似乎只有三个选项，要么派大量军队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，要么派少量军队在一两个重要据点确立美国‘存在’，要么增加军事援助而不增派更多战斗部队。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支援部队和战斗部队完全是一个文字游戏，很难说有什么根本不同，在遇到攻击时，支援部队照应会予以回击，而结果只会导致事态升级，所以确切地说只有两个选项。”
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，李为民只能顺着他话题问：“那总统先生认为哪个更合适？”
肯尼迪比想象中冷静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他们建议增派美国部队，说为了恢复信心，为了保持士气，必须这样做。但是，肯定和柏林一样，军队开进去，军乐齐鸣，民众欢呼，四天之后大家就忘了。随后又要求我们增兵，这就像喝酒一样，酒劲儿过去了又得再来一杯。
坦率地说我认为越南的战争，只有它是越南人的战争时才有可能打赢。如果把它转变成白人的战争，那么美国将像法国一样遭到失败。我不想重蹈覆辙，同样不想别人指责我丢失一个国家，抛弃盟友。”
“这么说您打算增加援助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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