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卫民从没学过饭店管理。
他的学历，不过是上一世半工半读，在一所野鸡大学混下来的，其实跟张废纸差不了多少。
但他有心计，有丰富的社会经验、生存能力、投机手段。
还有这一世从康术德身上学到的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的大学问。
以及不知不觉中因为收藏，对我们的民族遗产，传统文化所产生的爱好和兴趣。
这些东西，远比大学里的知识更实用。
何况他还赶上了改革开放、经济搞活初期，千载难逢的黄金商机。
在当下市场准入门槛较高，真正的高档餐饮企业没有几个，国内人力技术成本十分低廉，旅游和餐饮市场需求却在飞速激增的大环境下。
他能够打着国内第一家外企的招牌，依靠皮尔·卡顿公司的资源作为后盾。
甚至获得了重文区服务局和天坛公园两个有权、有地、有关系的官方合作伙伴鼎力支持。
更有“张大勺”、庞师傅、常静师傅、艾师傅、罗师傅、常玉龄、刘永清这样各行各业的民间技艺高手真心相助。
可以说他所面对的市场环境，堪称千载难逢的美好。
他所占据的商业优势，同样是得天独厚，前所未有的。
要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所创办的饭庄仍然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，那可真的说不过去了。
完全成了一种极其不符合逻辑，完全违反市场规律的事儿了。
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状况的概率，恐怕跟他在洗脸盆里淹死，吃块豆腐噎死相差不多。
所以实际上，1983年8月27日举行的那场几近完美的开业庆典的确预示着伟大的成功。
靠各路媒体朋友的帮忙，报纸、电视上一通儿扇乎，效果斐然。
简直如同在京城上空放了一个响彻云霄的二踢脚，宁卫民几乎于一夕之间，就顺利的把“坛宫”饭庄的招牌打响了。
敢情就在开业庆典的第二天，也就是“坛宫”正式对外营业的8月28日这天。
不但京城电视台于晚间18点30分《京城新闻》节目播出了“坛宫”饭庄开业的消息，让京城老百姓看到了庆典上的热闹场面。
京城数家本地报纸，《京城日报》、《京城晚报》、《京城青年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，同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，在重要版面报道了这则消息。
随后的日子里，《时装》、《现代服装》两家与皮尔·卡顿公司联合举办模特大赛的杂志又刊登了“坛宫”开业庆典上，采用了T台秀的照片。
和宁卫民联合举办雕塑艺术展的《美术》杂志也把“坛宫”的内部装修和部分摆设的照片，作为传统艺术实用性应用的优秀范例刊登宣传。
再加上京城电视台为天坛公园拍摄的纪录片里也加上了旅游商店和“坛宫”饭庄的镜头，很快在电视上播出。
京城广播电台还为“坛宫”做了一期专访节目，由宁卫民亲自上阵，为听众介绍“坛宫”的详细情况，科普宫廷饮食文化。
于是大部分的京城市民，通过这种立体的、轰炸式的新闻软广告，不但都知道京城有了第三家专营宫廷菜风味高档饭庄，而且还大致了解到这家新饭庄与众不同的经营特色。
比方说，“坛宫·御膳官席”是以明黄和孔雀蓝、孔雀绿为主色调的，饭庄内的装修摆设也是异常华丽精致。
不但宫灯、壁画、瓷器、古典家具和各种精致的民族工艺品随处可见，处处流露出奢靡精致的艺术气息，不似饭庄倒似一座艺术博物馆。
而且还有皇室祭天的礼器和黄胄的《福禄寿喜图》为镇店之宝。
再比如说，“坛宫”不但尽可能的复原了旧日的宫廷宴请的气派和享受，成功的营造出了一种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上楼台”的贵族氛围，而且经营内容和方式也与其他的饭庄不一样。
这里居然可以先吃饭后给钱。
从宴席程序上看，其他饭庄经营的便席这里有，便民小吃这里有。
但流程复杂，菜品多样的正式“官席”，可就是这里独一份了。
从菜式上看呢，山珍海味此处虽然也有，可“坛宫”并不以此为主要卖点。
这里主打的，其实是别家所没有的花果菜、烧烤大菜，和纯正的满族风味。
就连点心、小吃、茶食，这里也与别家不同。
追求的依然是风味纯粹，有典可依，有据可查。
别的不说，在这里是能吃到葡萄糊条、玉露霜、水团子、奶食饽饽、拉拉、玻璃粉、鸽松菜包的。
真正的满族人，真正对宫廷生活有所了解的人，或者是研究宫廷生活的人，都懂得。
这些早已在市面上见不到，很少有人再提及的东西，才是货真价实的宫廷小吃。
远非什么豌豆黄、艾窝窝、肉末烧饼和栗子面的小窝头可比。
甚至此处，都不卖老百姓吃的“驴打滚”，而只卖达官显贵吃的“打面仓”。
（前面菜单二等席里写了驴打滚，疏忽了，已经没法修改，因此只能在此注释，更正一下）
什么意思？
其实本质上说，两样东西差不多是一回事儿。
但从材料和制作上看，区别在于“驴打滚”是蒸制的用黄豆面，“打面仓”则用煎炸和熟芝麻。
另外名字的寓意也不一样。“驴打滚”注重的是拿仿生调侃的民间情趣。
而“打面仓”所体现的是“仓也满，粮也多”，上层统治者所渴求的吉祥寓意。
总而言之，由宁卫民所创造的“坛宫”饭庄，将宫廷饮食去伪存真，去芜存菁，尽可能的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原努力。
并且还相当超前的、务实的，构建起了一个淡化山珍海味，不以食用野味为美，只以烹饪水平为贵的饮食理论和“奢侈味道”。
算是比较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宫廷大菜后起之秀的印象，成为了体现故都的古貌和古韵的又一标志性的代表符号。
因此也被许多老百姓挂在嘴上，成为了这一时期不少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。
比方说，那些也同样有志于开办饭馆，想杀入餐饮业的创业者，他们就不禁为“坛宫”的创新拍案叫绝。
像早在1980创办的京城第一家个体饭馆，翠花胡同悦宾饭馆的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就合计上了。
“嘿，这哪儿哪儿看着都不像饭馆啊？吃饭的地方要是这么高级，那谁还有心思放在吃上啊？不过，这地方弄得还真漂亮啊，没想到传统的玩意摆在一起，看着这么上档次。这不比西方的高级大饭店差啊……”
“那可不，你看人家这桌布，西方人老用白的，他们这用明黄的，补花的，这绝对比外国人的高级。我看，咱们其实也能学学，这铺上了桌布就不一样，确实看着高级多了。倒是这先吃饭后给钱……你说，他们怎么就不怕客人吃完趁乱溜了呢？”
三天之后，悦宾饭馆也铺上了桌布。
半年之后，这里开始照方抓药，同样改成了先吃饭后给钱的规矩。
尽管为防脏，少更换，他们在桌布上又压了一层玻璃板。
尽管怕跑单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们都提心吊胆盯贼一样防着生客。
但这些改变都是原本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，影响可谓不小。
当然，更多的人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这里一席“官席”的价格，以及那些宫廷大菜的滋味。
要知道1983 年普通京城人生活的伊始，是早上起来，花七分钱买一根油条，五分钱买一碗甜豆浆。
这一年，西瓜卖七分钱一斤，国光苹果卖四毛七一斤，鲜鱼和鸡蛋都是一元一斤，甲级牡丹烟七块八元一盒，沪海牌男式机械手表七十元一只，当时有名的燕山牌自行车零售价是一百六十五元。
而据宁卫民在广播节目里透露，“坛宫”只有一搂的点心店采取惠民政策，保证百姓能消费的起。
如果现在“坛宫”二楼用餐，那是很昂贵的。
一桌酒席大概的标准是一等官席每人二百元，二等官席每人一百二十元。
便席的价钱大致在一等席人均百元和二等席人均六十元左右。
这也就是说差不多一顿十人的正式官席，就能吃掉十块手表，便席也得吃掉五块。
这自然让每个月工资才几十块的老百姓咋舌不已，态度也呈现两极化。
有人就说，“这饭庄子也太黑了，压根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，物价局怎么也不管啊。应该让老百姓吃的起才对嘛。我看这破饭店路子不对，这么贵谁吃去啊？很快就得黄了……”
而更多的人则充满向往。“哎，也不能这么说。当官的能公款消费啊。所以人啊，还是得走仕途。咱们要什么时候，也能去这样的饭馆吃上一顿，这辈子都不亏了……”
尤其是那些认识宁卫民的人，更是津津乐道，乐此不疲。
比方说扇儿胡同的街坊们，背后里都在羡慕宁卫民。
几乎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，就是认为他开了这个饭庄，那他这辈子都是足吃足喝的命了。
于是谁要见着宁卫民，都得好好问问，今儿吃的什么山珍海味，宫廷大菜？买卖怎么样，都是些什么人去光顾这样的地方？
而宁卫民过去那些在重文门旅馆上班的同事们，既有动了心思想要让宁卫民请客的，也有人琢磨外企工资高，动了想抱宁卫民这条大腿要换工作的。
反倒是真正受到邀请的张士慧和刘炜敬两口子，在深思熟虑过后，拒绝了宁卫民的好意。
他们的理由也很合理，打算要孩子了，不想让两口子都跟宁卫民绑在一起，过上整天忙碌，连花钱都没空的日子。
还有宁卫民安排在建国门专卖店的那四朵花，他们对宁卫民办饭庄的事儿多少有点恐慌。
生怕他们的经理与她们越发疏远，不把专卖店当回事了。
为此，几个人情绪一来，干脆自己花钱当了一回客人，跑到“坛宫”摸底，外带秀存在感。
想借这个机会跟宁卫民好好谈谈她们几个的未来前程。
但不巧的是，她们没能见到宁卫民，倒是被这里的美食征服了。
至于曲笑的父母，看到新闻的反应，是既惊奇又兴奋。
谁都没想到几个月没见，宁卫民居然悄没声的办出这么件大事儿来。
尤其是曲笑拿回来四百块宁卫民送的消费券。
这让夫妻俩不免又猜忌上了宁卫民和曲笑的交往程度。
只可惜这种事实在不好启齿询问，天知道女儿对他们的话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。
何况曲笑最近训练和参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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